“回顾与展望——湖北雕塑艺术展”研讨会

时间:2009-11-22发布者:湖北美术馆浏览次数:3192次

研讨会纪要

整理:王辛、余萌   统稿:张丽  

 

   间:2009年1121

   点:湖北省艺术馆艺术交流中心

   持:傅中望(湖北省艺术馆馆长)

              孙振华(中国雕塑学会副主席、美术理论家)

 

孙振华(展览学术主持):今天的研讨会主要是配合“回顾与展望——湖北雕塑艺术展”,谈谈湖北雕塑的历史和现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需要老一辈的艺术家总结湖北雕塑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希望批评家、媒体朋友们对湖北雕塑的历史与现状加以评点;同时也欢迎年轻的艺术家、理论工作者能够参与讨论和发言。

湖北雕塑作为地域性的文化现象发展到今天,其中具有怎样普遍性、共同性的问题?我们的基本特色是什么?如果通过今天的研讨会形成一个大致的方向,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下面有请湖北雕塑发展历史的见证者之一、雕塑家刘政德先生。 

刘政德(湖北雕塑家):回顾历史,我是解放前武昌艺专唯一学雕塑的人,教我的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蒋翅鸣老师。解放后,雕塑发展虽然快,但作品不多,尤其是社会上的雕塑更少。当时武汉唯一卖石膏粉的是硚口一家驴磨石膏粉,因此无法进行大规模社会创作。后期中南美专集中了中南五省的雕塑家,才真正开始较为密集的雕塑创作。但他们的缺点是只学习头象、胸像,很难做人体。改革开放,西方艺术的引进,让雕塑的内容和风格更加丰富多样,也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

今天看来,发展本民族的雕塑艺术,是有别于跟从西方道路的一条重要途径。湖北地区拥有灿烂辉煌的楚文化,有这样的文化资源,就应该设法利用它,我们可以站在前人的文化高峰上继承湖北特点、创造令湖北人骄傲的雕塑作品。

艺术本身具有地域性,湖北雕塑家的责任就是传播这种地域性带来的美。如果致力于这一方面并作出成绩,我们的作品将对世界雕塑产生重要影响。这是我通过实践得来的一些想法,可能只是一个基点,有待于理论上的提高。 

李正文(湖北雕塑家):湖北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区域,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丰富的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盘龙城遗址等。盘龙城是商代早期的文化,全国出土的青铜器几乎有2/3都源于那里,包括白陶和原始瓷;江夏的胡氏窑群,有170多座窑,而且现在被全国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的瓷器是宋元青瓷的代表,但现在有很多都流入市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关注自身、放眼在外的思考习惯,这个习惯让我们很难静下心来从自己做起,结果就是,一味快速地借鉴别人的创造却鲜于挖掘自己的历史。

现在总在讨论湖北、武汉到底是什么文化?有人说是码头文化,窝里斗;还有人说是俗文化的代表。我觉得这些都不太正确,湖北是一座开放性的省份,思想敏感,并且紧随时代。从这次展览的很多作品可以看出对时代气息的把握相当敏感,而且在很多问题上能够开风气之先。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挖掘本土的潜力,认真、踏实的做,才是今后湖北雕塑乃至文化的发展方向。

 朱达诚(香港艺术公社董事会主席、雕塑家):今天的展览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展览,它让我想起我的老师张祖武。张先生当年从北京来到湖北,开创了湖北雕塑的新篇章。他是中国第一位有作品建在国外的雕塑家:《志愿军》雕塑立在朝鲜的烈士陵园。在张老师的教育之下,我真正认识了雕塑、也喜欢上了雕塑,他让我们懂得了大体与细节的关系,弄清楚了作品的建筑感和雕塑感是怎么回事,再慢慢摸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后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在湖北雕塑界走出一条新路。

文革时我们去了黄陂,与县文化馆的曹家顺馆长一起开展农民泥塑的课程。以前说学雕塑一定要有素描基础、美术基础,但是到了黄陂这些说法被打破了。农民没有美术的基本功,但雕塑仍然可以做得好,而且形神兼备。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专业的工作者与工农兵的方法相结合,尤其与农民的方法相结合,摸索出了一条短、平、快的教学方法。我自己对这一套教学方法有很深的体会,它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把人物的基本造型、喜怒哀乐描绘得非常清晰。对文革我们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走到工农兵中间去,知识分子向农民学习,将知识与农民经验结合在一起,却非常有意义,不能全面的否定。 

孙振华:刚才几位老先生提到了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谈到了我们如何关注自己脚下的土地;同时也谈到了很多历史史料,例如朱先生对黄陂泥塑的历史回顾,谈到了如何进行雕塑教学等等问题,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下面请外地来的专家与学者谈一谈。 

殷双喜(《中国雕塑》杂志主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这次大型回顾展,一方面是大家筹划已久,另一方面得到了老中青雕塑家的支持,因而办得非常成功,它体现了湖北雕塑家的团结、智慧以及湖北雕塑界的良好风气。展览的题目是“回顾与展望”,湖北首创先河地对自己的雕塑史做了一次回顾,这样做对年轻人尤其有好处,知道自己省份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位置。所以在肯定此次展览的同时,我也发现了几处问题。

第一,研究工作做的不够。据我所知,台湾的高雄美术馆请大学教授一起对台湾的美术(特别是台湾的雕塑)进行梳理,同时他们列出主要的雕塑家,进行个案研究。然后,他们按照这样一个研究进度持续的收集雕塑作品至今,花了将近二十年。因此在高雄能够看到完整的台湾雕塑史,并且是以作品为主构成的雕塑史,这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传统与历史的尊重、认知,这使后来者马上就能够清楚雕塑发展的过程。

在座的各位老先生的作品我都看到过,但因为对湖北雕塑家的研究、宣传工作不够,很多艺术家的水准和应有的知名度是不对称的。一方面,我与孙振华呼吁雕塑家们诚恳、朴实、埋头劳作,成为学者型艺术家;另一方面,雕塑的研究人才、评论人才也要结合起来。我希望艺术史系培养人才要术业有专攻,我们可以招收专门的湖北雕塑史研究生。自己的传统需要得到自己的重视和研究,一个地区的艺术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的生态。

第二,我昨天又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仍然给觉得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因为在前辈创造的作品面前,我感觉到现在的艺术与他们差距太大了。文化传统是艺术走向现代的营养与基础,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有困惑:传统当然是好的,但如何来完成现代的转换?是否能很好的完成转换?写实主义在今天仍然是我们重要的资源,它在历史上有自己的使命,再现生活、表现英雄、反映理想,这些我们的前辈都做得很好;今天的艺术家比较个体、比较自由,如果能够对传统文化换一种眼光,也许会有新的、有价值的认识。

目前看来,湖北的青年雕塑家作品没有框框、敢于想象、材料丰富,但是在某些方面有一种野气。这种野气从正统角度来看,是不够浑厚、端庄,但体现了一种不拘陈法的创新意识。青年雕塑家不缺想象,并且做到了高度的技术性和用材料表达信仰的精神转换。我个人觉得,史金淞先生的艺术创作这几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松树这一中国文人形象的象征,在他手中具有非常强烈的当代意味。项金国、傅中望先生对材料的应用和精神表达上都体现出湖北的观念性。我刚才说的“野”这个字有褒有贬,很多作品是浅尝即止。青年艺术家的可塑性很强,但是在很多展览里各种语言过于丰富,最后导致个性的消失。如果能够持续在一个方向上进行研究探讨,那么这种创作就是有价值的。

具体到表现语言方面,湖北的青年艺术家应该注意雕塑本质性的语言,即材料与空间的艺术。我们现在恰恰在就材料的运用、和空间的使用上不够,虽然采用了不少材料,但是整体上的摆放与陈列的方式像小型的架上雕塑。很多雕塑都是孤立的、被空间包围的搁在台上的小东西,这是传统的架上雕塑的概念,没有对空间的占用。同时,青年雕塑家在某些材料上的想象力做得还不够,虽然其中一些作品想象力很怪异,比如一些当代生物学的变异,但那是孤立的,没有转换为具有装饰性与空间性的艺术,仍然停留于单体的小型架上的雕塑概念。小型雕塑要做得有价值,不应该是像青年绘画过于琐碎的个人日常生活感觉,而一定要有一种组合型的综合艺术概念。当代艺术的形态越来越向空间与材料转换,对雕塑概念的理解也应该扩大,我们在这一块的研究也应该更加开阔,让空间的整体形态得以呈现。   

范伟民(《雕塑》杂志社社长):这次来到湖北,看到博物馆的漆器,让我感受到了楚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艺术走到现在,在资讯发达的情况下,本土的文化却很难得到延续。资讯的发达既让我们互通有无,但也让本土文化遭到遗弃。在这样的时代下我们如何显示出地域的特点?这就要求现在的雕塑家要把清楚地了解地理文化,同时要把材料研究清楚;其次是要掌握工艺技术,文化精神需要物质材料作为载体。湖北的艺术家正从这个角度把楚文化的精神融入进来,在创作上手法多样,但同时还要学习前人的加工工艺,在今后的创作中把作品体现得更加完整、完美,让所有观众看起来喜欢、甚至愿意收藏,这样我们的雕塑家才能走出去。

  尧(《中国雕塑》副主编):我谈两个最大的感触与收获:首先,这次展览让我第一次非常完整地看到湖北雕塑的来龙去脉。第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湖北雕塑的质感。质感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湖北美术学院传统中法苏的血统通过黄陂的农民泥塑,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产生了一次非常奇妙的融汇,其间的艺术风格、价值取向的直接性与生动性形成了湖北的传统之一。从张先生、朱先生,到项金国先生,包括一部分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几乎都走的这条道路,这与大众化、世俗化、观念化产生了很好的融汇,而且在全国的各种展览中呈现出了自己的风貌。

另一方面则是器物感,比如刘政德先生做的寓言雕塑,在语言的处理上就非常到位,所有细节上都能够感觉到从器物当中所寻找到本体的语言探索,非常难得。傅中望老师对于器物造型的感觉完全进入了他创作的潜意识当中,引入了西方现代主义,将结构主义、构成主义同中国的易经都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来,他的作品是中国雕塑语言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而其作品的哲学本质是阴阳榫卯的东方哲学,方式是木器穿透的东方结构。史金淞的作品更进入当代和观念化的层面,具有非常精致的设计感。作品每一个小细节做得非常精密,甚至可以直接进工厂加工。但这是自我的反向批判,常常体现出伤害的隐喻,用现代的、工业的、技术的手段来表达了对文化的批判。通过这个展览,我试图想从当中找到一些语言上具有特质的地方:我们怎样站在较高的起点,继承自己的文化?

 展  望(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这次的展览对我来讲,是一次学习和思考的过程。我意识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吸引全世界的年轻人来研究中国的文化,不能光靠古文明,得把文明不断地花样翻新。过去我们比较迷恋西方文化,作为年轻人来说也比较正常,因为西方的文化在原有的古埃及、希腊、罗马的基础上不断的演变,很精彩、也很丰富。西方的理论家、美术史家吸引我们学习的做法是把古希腊、罗马和美国当今最前卫的当代艺术串起来,让你了解发展的脉络,告诉大家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同时,这次展览还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好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地域性艺术?什么是国际性的艺术?如何来看待两者的区别?湖北是否会因为受楚文化的影响而加了一个紧箍咒,无法去创造?但如果没有湖北特征、全部国际化,面对多元的世界文明,我们自身如何更新、让自己的文明变成一个现代文明?这是一种矛盾。 

姜  杰(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每次看老先生的作品,听老先生讲他们曾经的经历都觉得特别感动。一个人的作品之所以成立,都是与所处的年代、所经历的事有很大的联系。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年轻的时候会有叛逆感,总觉得西方的东西更有吸引力,但现在觉得身边的东西更吸引我,因为那是自己身边的一部分。这次展览让我比较集中地看到了湖北年轻的艺术家的作品,也感觉很有艺术家做得非常好。 

郝京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我曾参加辅导过“黄陂农民泥塑学习小组”,看到黄陂农民泥塑学员的干劲非常受感动,尤其是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湖北省美术院的老师手把手地教,夏天汗流浃背,晚上还要受蚊虫的叮咬,克服了很多困难,可以说黄陂农民泥塑培养了一大批人。其间值得总结的几点:第一,专业工作者如何做到普及工作,不仅当时需要,今后也是需要的。第二,美术教学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项金国、傅中望、陈育村他们三人的作品都很有特点,这一方面与各个艺术院校的培养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黄陂农民泥塑这段经历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白家峰(《艺术当代》编辑):最近来武汉三次,感觉这里的主场意识越来越明显了。主场意识意味着要把客人请过来交流,同时归纳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刚才几位老师都在谈黄陂泥塑,这是美术史上非常深的话题,它体现了一种在大范畴下的多样性,从宏观上来讲这是非常好的现象。美术馆是一个平台,是开展展览、活动的平台,也是进行地域性文化的梳理、研究、推介的地方。我们的展览应该是与展馆空间、美术研究互相配合与促进,把“主场意识”真正的转化为对湖北雕塑创作的一种生态带动和对活动氛围(包括经营性的空间)等的带动。这是今后可以进一步深入的工作。

刚才有老师把传统归纳到楚文化的范畴里,这是因为大家在这里面寻找文化的认同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寻找文化的合理性。但如果把传统单一归为“楚文化”的大框里,会使我们的阐释与对作品的理解存在概念化。当对一件作品的认识能够在“楚文化”里找到一种对应的因素,就认为这件作品已经得到了确认,这样会影响个体的深入发掘。

当然,无论是武汉还是湖北的地域性特征影响,楚文化是一种背景,我们要把历史传统的文脉与现代生态的文化融合起来。在雕塑创作领域里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掘形式感与现代感,从而形成与传统文脉的对应,这会在整体上形成更加多元与丰富的面貌。   

刘春冰(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展览名称是“回顾与展望”,意为对历史与未来的探讨。从中我看到了不同形态和不同时空的雕塑,感觉造型方式的变化非常大,但不管如何变化都是在写实、表现、抽象这三个领域里巡回、融合。第一代的雕塑家主要以“主题性创作”为主,这也是当时所需要的,比如说黄陂的泥塑,就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形式。

年轻朋友们的雕塑我归纳为“时尚雕塑”,时尚的雕塑也是多样性的形态。新雕塑已经融合了动漫、新媒体、绘画等各式艺术语言,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时尚雕塑”肯定会进入百姓的生活,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为“时尚雕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领域。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雕塑的着眼点应该缩小,从楚文化里找到一个点进行借鉴。比如荆州博物馆的古代丝绸、青铜器、漆器等都可以借鉴。楚文化强调色彩与造型的浪漫,如果从时尚雕塑的角度把这些传统意象和审美加以运用,会使雕塑迸发出更多的光芒。 

项金国(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展览策划人):楚文化如何转化为现代的文化,这是一个大课题,一个涉及到地域性的问题。上海的“海派”、广东的“岭南画派”、西安的“黄土画派”都是地域文化的表现,但实践者运用传统文化的时候往往容易走上模仿、引用符号的道路。1990年,我和傅中望开始做楚文化游览区的公共艺术,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借此机会也遍读楚文化的著作,得出一个结论:楚文化是一种精神,而不仅仅是造型。楚文化浪漫、唯美,与黄河流域厚重、庞大、浑厚不同,它讲究飞动、灵巧、精致,又不失浑厚与博大。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的转换要领会其精神,不能流于形式。史金淞的作品就是一个运用楚文化、并由传统艺术向当代艺术转换的例子。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对于传统文化的转换不是停留在模仿和照搬符号,他吸收楚文化的精神,却于作品中不露痕迹。

如今,年轻艺术家身上已看不到文化的地域性特点。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让他们接触到的信息的方式不是看文本。和学生谈创作,需要仔细琢磨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则无法与他们对话。同样,艺术的发展也不能有规定动作,湖北的楚文化如果和体育比赛一样有规定动作,那艺术就无从谈起了。我想国际化、全球化与地域特点、文化个性应该是一种自然的形成。

当前,中国雕塑创作课是最难教的,一方面不能打击学生的积极性,一方面又要想办法引导学生做出自己的特点。年龄、时代给我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也有责任把前面的问题探讨清楚,再传承给后面的人,就像接力棒一样,任重而道远。   

          伟(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教授):我谈几点看法。首先关于湖北艺术的特点和资源优势。湖北的研讨会上有两个词出现频率很高:“楚文化”和“当代艺术”,前者是“传统”问题,但我们一直是象征性的谈,没有实质性的探究。因为要说到地域的特点,但又无法归纳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就找现成的源头,即“楚文化”,但“楚文化”存在于博物馆,存在于考古学和文化研究,是能看不能摸的,与现实的距离很大。在艺术创作中,它不是可以直接转化的形态,而只是起间接作用的精神回响。实际上,越是把“楚文化”当做我们的传统,就越说明我们没有现实意义上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武汉有了做当代艺术的优势:没有传统观念的约束,没有具体的趋同点,没有地方画派的凝结力,因此做艺术的方式和面貌极其多样,也显得想象力丰富。但要把想象力丰富认为就是楚文化传统、就是楚国浪漫精神,那就有些滑稽了。所以对地方文化我们需要更深一层的认知才会把资源运用得更好。

其次谈点不足的。今天的展览虽然面貌丰富、充满想象力,但对于年轻一代的作品,显得不够浑厚、不耐看,经典性不强,就像殷双喜刚才说的:有点“野”。我觉得年轻艺术家们“玩”的成份过多了,过于生活化和随意化,用脑多而用心不足。用脑玩的是聪明,而用心,讲究的是沉静、持续,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把作品推向更好的层面。刚才很多人谈到了史金淞,他之所以能有今天,正是因为他长期、持续地思考和实践,所以能够把作品做到成熟、精致、当代工业感很强。

最后,关于当代艺术的国际化问题。雕塑发展至今,已不仅仅是纯艺术的雕塑,更多的是与生活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景观和公共艺术,因此当代雕塑总被认为是一种反映了国际化语言的当代艺术形式,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当代艺术是不是等同于国际化的语言?我持怀疑的态度。改革开放之初,有一股学习“世界语”的热潮,真以为世界大同了,但今天呢,说英语的仍是英语,说汉语的仍是汉语,这就是文化,没道理可讲的。果真有国际化的语言,那也只是为了一般性交流的方便,真正有语言魅力的,还是方言。 

朗雪波(湖北省艺术馆策划推广部主任):这次展览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把陶艺的形态做到雕塑展里。在材质本身的转换里,很多雕塑家都在探讨自己的语言方式,导致作品的呈现与我们以往理解的雕塑有很大的区别。这次展览的很多作品都是艺术家用不同表现手段呈现出的自我思考,他们以个体的经验进行创作,通过改变材料、改变工作方式,使雕塑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艺术家个体经验的形成。这是应该坚持的,即让保持个体的完整性、作品的序列性,从而保证艺术家的自身思考。

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以前雕塑作品往往呈现的状态是单色的,是材料本身所呈现出的状态,现在的雕塑加上了很多彩色,这可能是一种潮流趋向。不管是陶艺上色也好,雕塑上色也好,都是作为一种语言向公众呈现自己对社会、对事物的理解。我希望雕塑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我们也应该更加关注到雕塑艺术家独立的作品。

       孙绍群(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湖北的雕塑从状态与现象上来看具有几个特点:

第一,传宗接代的现象,比如张祖武先生与其子张卫、王福臻老师与其子王升等等,都是子承父业。这样的现象在全国其他省也有,但在湖北这个特点非常明显。这说明了老一辈艺术家对雕塑的执著与热爱,是一种很好的现象。温故而知新,这次“回顾与展望”的展览也就是完成这样的使命:让年轻一代看到前辈是如何走过来的,以及将来往下一步怎么走。     

第二,辐射广、成就大。所谓的“辐射广”,从海外来看,比如朱达诚先生到香港的成就也非常高,经常带来一些信息回武汉;同时他对湖北的雕塑非常关注,每次回来就和大家谈这方面的状态与感受,二十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还有类似北漂一族,例如史金淞,在北京还有很大一批朋友正在努力改变着自己的艺术创作环境与生存环境。

第三,创作多元化、后劲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年轻一辈身上,表现在题材的多样性、广泛性上。刚才有些专家说到了,在一个广泛、开放、多元的大格局下还是有很多沉淀下来的思想,尽管不成熟、不厚重,但是没有关系,这样的特点意味着将来有很大的后劲。    

叶双贵(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陶艺家):看了这次展览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包容性强。老、中、青三代人的作品都能够在一个展览里得以呈现,这是过去看不到的现象;这次展览也打破了我对原有雕塑的概念的理解,过去的雕塑展不可能把陶艺或带有装置性的作品带进来,这充分体现了湖北地区的包容性特点。同时,展览让我看到湖北的艺术创作有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心态,不像过去那么浮躁,今后要加强的是把自己从事的材料与形式做得更细致、更透彻,问题思考得透一点、深一点。   

张  卫(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今天在展厅,让我感受到了湖北雕塑历史的发展及其所呈现出来雕塑的文脉,这方面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的进行研究、总结。

我感觉我们应该进行更多个案的分析与总结,不应该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性标签,比如说是否要楚文化。艺术实践者还应以实践为主,至于上升到某种概念和理论高度是理论家需要做的事。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有非常多的方面值得总结,无论是教学、创作,还是思想、观念。大量个案的分析是最好的途径,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这些对于展望未来以及湖北下一步雕塑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黄陂泥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历史事件,朱老师从教学的角度谈到自己个案的经验,非常宝贵。它不带有概念性、标签性,非常生动,并且具有艺术个性创作的色彩。注重个性化才能更为生动的体现第一手材料的参照价值,否则就容易陷入大量概念堆砌的怪圈,不利于将来的发展。       

田  喜(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作为艺术家,应该先放开宏观这一块,强调个人的视角,将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东西做出来从而表达感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抛开理性的干扰,更多的强调自我所看到的,并且自信、勇敢地去表达。创作作品是一辈子的事,需要慢慢的琢磨,最终形成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很早就设立一个目标,每一件事都朝这个目标去做,一切规范化以后,就没有乐趣可言了。所以我更在乎过程中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可能是偶尔的,但不机械,这样才会更有意思。雕塑的材料决定雕塑的制作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在有了相当的控制力以后才能够很快的把感知的东西进行固化,我们要让自己有能力来操纵它。   

张松涛(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湖北对外的信息没有北京那样发达,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的条件相对要差一些。我的主业是教书,对于雕塑毕业生每年的创作如何继承传统、引入当代的精髓这一方面有非常多的困惑。希望从这里走出去的像史金淞老师这么优秀的雕塑家,以后能和我们的学生多做这样交流。

孙振华:今天研讨会发言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五方面:

一、传统问题。对于传统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是非常好的现象:有谈到传统于我们今天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很好的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创造与发扬,有谈到应该把传统放在与当代并列的概念上来看待其真实性与有效性,还有提到了在传统问题上的个人性选择,也有强调把传统当做一种资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种现代的转换。   

二、地域文化。具体落实到湖北就是楚文化的问题,楚文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归纳为两方面:1、谈楚文化、谈湖北的地域性一定要对湖北的人有所了解,对湖北人的性格有所了解,把作品同地域生活的人联系起来。2、把地域性物质化,最后落到形式的分析上。比如说谈到楚文化造型上的特点、楚文化的器物感对雕塑创作中的影响,及其在今天所留下的痕迹等等。谈地域性与楚文化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物质上的,更强调精神性。我们更多的是要把握内在精神,而不仅仅是被形式所局限。

三、今天的研讨涉及到很多珍贵的史料。比如黄陂农民泥塑,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关心的,黄陂泥塑是在二十世纪湖北雕塑中产生了大的全国性影响的活动与事件。四川的收租院是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的群雕作品,对红色标签进行解读,这是目前在国际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话题。站在当代文化的角度来将民族文化的建立、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需求联系起来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四、在对个案的分析。这使我们的研讨更加丰富,对个体作品的分析有点有面,有利于我们对展览的认识、对雕塑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以及对我们优势的认识。

五、此次研讨会很客观。通过展览我们看到湖北的雕塑艺术、特别是在年轻雕塑家身上不够成熟、完善的地方。具体来说有几方面:1、制作上还不够精致。2、随意性比较大,玩的成分居多,用心的投入不够,所以造成了经典性不强。3、特邀的专家对青年雕塑家将来如何创作、如何展览、如何在材料的空间应用上更上一层楼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傅中望(湖北省艺术馆馆长)我从事艺术创作已有三十多年,黄陂泥塑期间,我带着一批人办泥塑培训班,怀着一种对文化的热情、对艺术的爱好进行创作,也得到了当时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几位老师的关注与肯定,这段经历对我个人来说是终生受益的。之后我经历了文革末特殊时期的创作状态、受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影响,也参与了85'美术新潮,现在又到湖北省艺术馆做管理工作。这些经历决定了我做展览的视野与全面、客观的态度。

作为艺术馆策划的展览,首先是强调包容性。这次展览不仅展示了老先生的好作品,也有全国性美展的获奖作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览的方式与渠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对其价值的判断应该更为多元,体制内的、体制外的,甚至各种方式、各种标准都应包容。其次,我们在选择作品的同时,也应该以历史的、客观的态度来看待,特别是对改革开放至今这段时期的作品。我们不能用过去传统的雕塑的概念来衡量这些作品,它们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雕塑”、但由于历史的发展形成了既定的事实,也应给予记录与展示。这也是此次展览选择作品的标准。

作为回顾性质的展览,我们有很多方面做得不足。有老师谈到了展览研究的问题、谈到了雕塑本体创作的语言问题、也谈到了关于传统的话题,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我认为,湖北的艺术不应仅仅探讨自身创作的问题,要将其放在中国雕塑发展大的背景下去探讨雕塑的现象,从而进行深入的研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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