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光——质朴坚实的艺术”研讨会

时间:2010-09-05发布者:湖北美术馆浏览次数:3518次

研讨会纪要

整 理:王辛  余萌     统稿:张丽

 

    间:2010年94

    点:湖北美术馆艺术交流中心

学术主持:水天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艺术理论家)

 

水天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艺术理论家):上午的观展经历确实给了我极大的惊喜与收获,与过去在出版物上看到的杨立光的作品不同,欣赏原作对我来说是对杨立光的重新认识。

今天在座来宾大多都曾和杨立光先生有过密切的接触,包括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因此今天的研讨会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可以触及杨立光先生的艺术发展道路、艺术风格及其艺术时代性;也可以从湖北“唐氏兄弟”开始,谈及杨立光先生一代、刘依闻先生一代,直到今天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家。虽然在座的一些年轻艺术家不一定上过杨立光先生的课,但其中的文化心理、艺术风格和艺术气质是薪火相传的,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湖北油画已经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再逐渐梳理出湖北以及整个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脉络。   

很多朋友在今天可能会谈到与杨立光先生接触的珍贵回忆和一些难忘的细节,这都将成为未来美术史上的珍贵资料。首先有请德高望重的刘依闻先生发言。

       刘依闻(原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艺术家):杨立光和我是74年的同学、同事,也是我的老师,他的整个艺术过程我都一目了然,至今无法忘记,他的精神和人品都极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向他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本次“质朴坚实”的展览主题非常符合杨立光的作品风格,在质朴坚实的艺术表象下,他的作品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色彩深厚、笔触粗犷、形神兼备、随意而又准确,无不透露着深厚的功底。我曾亲眼看过他画《穿皮大衣的老人》这幅作品,那时我在北京艺专,和他所在的“励志社”不过10里路,因此这幅画对我来说非常亲切,我也亲历了这幅画在全国美展获奖的场面。当时我和程白舟先生负责布置会场,评委有徐悲鸿、吕斯百、吴作人、傅抱石等人,大家都很惊奇杨立光二十几岁就能够做到笔画自如、色彩厚重,因此给予其展览最高奖(科教文化成就奖)。他那时还画了一系列肖像作品,都是极其自然的表现,丝毫没有做作之意。

    武昌艺专演变为湖北美术学院,并有了今年的九十周年校庆,杨立光先生功不可没。杨立光毕业后到重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书,因他的多幅作品获奖,受邀加入了“励志社”,然而,武昌艺专的唐校长兄弟遇难,他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回到学校,接替了唐一禾先生的教学位置。在学校的日子非常艰苦,工资拿得少,但他仍然和很多老同志一起坚持教学。1949年,武昌艺专并入中原大学文艺研究室,继后成立中原大学文艺学院(该院于1951年改名为中南文艺学院),同年湖北教育学院成立,原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邀请杨立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去教育学院任教;中南文艺学院后与迁入的广西美术专科学校、华南文艺学院美术专业合并为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后中南美专又与中南音专、武汉艺术师范学院合并建立湖北艺术学院,最后才有了如今的美术学院。那段时间高等院校之间院系调整较多,但教员基本群体变化不大。当然,这也说明了徐悲鸿、吴作人等老画家对杨立光的器重。1955年教育部成立了两个艺术学院,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武汉,选择武汉的原因也正是因为有杨立光这样一批人才。艺术学院成立以后,李瑞年、吴冠中到学校参观访问,他们认同杨立光抓基础、抓人才的办学思想,今天在座的谢珍珠、李成荫等都是第一届毕业留校的学生。

可见,许多老先生都知道杨立光的能力,他的艺术价值是和他的知识水平结合起来的,他不求成就,放弃了很多出名的机会,也把学习的机会留给了我们,他自己却说:“为了教育事业培养人才,我宁可牺牲一点”。这么多年他从来不要求为自己办画展,今天他的展览在湖北美术馆庄重开幕,我为他感到高兴,也感谢为这次展览做出努力的各位。

陈立言(原湖北省美术院院长):今天展出的大部分作品我以前都没看过,觉得非常珍贵,但也觉得熟悉、亲切。刘依闻老师不只是某一个专业的老师,他始终站在湖北美术教育的舞台上,而杨立光老师就是这个舞台的主持人,湖北地区的美术教育基本上都以他为灵魂性人物。曾经这里属于华中师范学院的管辖范围,很多老师是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并且分属各个流派,虽然那时湖北本地没有明显的画派,但大家都认同杨立光的话语和权威。当时的中南美专,是由关山月等一批老师在此培养创作型人才;而武昌艺专则是由杨立光、刘依闻、张振铎、汤文选、阮璞等老教授在培养教师,我们当时的思想太狭隘,认为从事师范事业是蜡烛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中南美专不仅能开展创作还能名利双收。为此杨立光先生还做了一份报告,记得有句话是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愿意做教师的教师”,就是这样一句话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大家的座右铭。   

杨立光老师“稳、准、狠”的用笔用色是写而不是“做”出来的,其写意作风的画面传达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精神、力度和不可战胜的气质,因此各个不同专业的艺术家都从其艺术创作中受到启发,无论是造型还是色彩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作画喜用绿色和土黄,后有人称为“土黄派”,似乎有贬低的意思,但我觉得任何颜色只要用得好就是真正的好,杨立光老师是油画天才,他画的是中国的气派、中国的情感、中国的气质。

肖成章(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今天有幸参加杨立光先生的画展,让我既兴奋又遗憾,兴奋的是他的这些画作终于能够和大家见面了,遗憾的是一些好的作品都遗失了。杨立光先生有深深的中国油画情结,这在教学理念、教学思想、教学设施上都有所体现。我自1956年进校后,有幸一直跟随在他身边,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就说:“你们今后要为中国油画努力”,并要我们懂得中国画的传统,这在他对课程的设置上都有所体现,而他自己的绘画创作也遵循着国人的欣赏习惯,这些理念给我们的油画创作道路很大启示。 

王道明(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杨立光先生不仅是湖北美术界的灵魂人物,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我在中央美院十年,听很多老师都提到他。作为一名老师,他尽职尽责,非常爱护关心学生,学生举办展览活动时都给予支持和鼓励,遇到基础很差的学生,例如当时的工农兵学员,作为著名教授先生也会亲自耐心地教导,这一点一直让我很感动。 

        谢珍珠(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我和李成荫都是解放后杨院长第一届的老学生,今天我是以缅怀和敬仰的心情来到美术馆瞻仰他的作品。在先生的作品面前,我仿佛又上了一堂基础素描和油画教学课,同时也勾起了我许多学生时代的回忆。我说两点感受。

第一,杨老师的油画创作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将中国的“骨法用笔”融入到了西方的油画造型之中,可以说他树立了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典范。他画法的最大特点是一笔下去既有光的表现,又有色彩的元素,结构造型也准确精湛,作品的整体感以及简练概括的手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杨院长一直以直观的教学方法,用自己的实际能力指导学生并亲自示范,这次展出的作品也大多是为学生做的示范,都是非常朴实无华的描绘。

第二,老师艰苦创业的精神也为我树立了榜样。我们入学时条件非常艰苦,画室就是一间简易的平房,下面是土地,上面开了一个天窗采光,老师为建立专业的美术系,从零开始,小至一个陶罐、一块衬布都亲自采购,这种精神深深影响了我们。后来我调至江苏教育学院,在那里创办了艺术专业,也是从零开始,亲自跑杭州采购石膏模型、陶瓷等静物道具,这种干劲,都是得益于老师的躬亲教诲。

老师一生奉献给美术教育事业,他的作品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作为学生,我们更应该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他刚正不阿、朴实无华的精神。  

       方长江(湖北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理论家):杨老师的画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在我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的质朴坚实,他画的人物是中国的劳动大众,画的风景是中国农业时代的农村。我佩服杨先生,他从青年到老年,始终能够站在自己的情感之上,将所谓油画的中国气派表达为中国劳动大众的气派,这恰恰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杨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即使是在艺术成熟期的最好年华,因教学事务占据了大量的创作时间他也从未后悔,他说既然时代选择了我,我就要在这个岗位上作出牺牲,作出奉献,这就是杨先生的气派。先生负责教学的时期正是极左的时代,学校当时吸收了一批来自不同流派、不同专业的艺术工作者,有些人还存在“历史问题',而杨先生自己也是党内教育改造的对象,但他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依然尊重人才、团结人才、利用人才,团结一切力量共同致力于工作,因而在校获得了极高威望。虽如此,先生在课堂上仍然逐个辅导,言传身教,是为形象化的教学方法。

      老一辈艺术家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功底,理解能力很强,他们的功夫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杨先生曾告诉我,他内心里非常崇拜唐一禾先生,很多东西都是在唐先生的启发与教导之下学到的。杨先生年轻时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感兴趣,因为感觉其中缺少了中国画的笔墨气韵,最终还是回归了民族趣味。先生的用笔、落笔、收笔,笔笔有情,画面构图、色彩、对比、结构等都是先整体一笔形成,然后再到局部,最后又回归整体,这种精妙的用笔是先生修养的体现,更是由先生的人格气质决定的。

      徐勇民(湖北美术学院院长、教授):我从艺术教育的角度谈一点感受。在杨院长的指导下,湖北美术学院的学术风气空前宽松,这得益于杨院长在学术品格上的自由度,而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和表现出来的艺术潜力又都是得益于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杨院长没有因为自己的艺术取向影响其他更多的后学者,而是鼓励每一个后学者有自己的面貌,所以才形成了今天一届又一届学生的优秀创作状态,这一点我感受颇深。

今天在宽松的学术平台上做着有底气的工作,我相信这样的学术氛围会影响到未来更多的学子。作为一位教育家,一位艺术家,杨立光先生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精神财富,尤为甚的是其艺术教育思想的前瞻性,这对中国艺术教育未来的发展和学校未来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我感谢杨院长提供的宽松、自由的学术风气,我自己也受惠于此,希望我们的学校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学术状态。

皮道坚(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美术理论家):非常感谢湖北美术馆、感谢杨立光先生的家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展览,它是我多年来所看展览印象最为突出的其中之一。展览学术背景的梳理以及整个布展的环境给我非常好的感觉,它加深了我个人对中国现代美术史至少是中国现代油画史的认识与理解,水天中先生提出的主题“质朴和坚实”,言简意赅,富有非常深厚的含义。

      首先,这次展览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格局、气度、境界、精神之“大”。参观展览时,我脑中一直闪现着孟子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句话。杨先生作品的充实首先是在于作品的内涵,而杨先生的人品修为正是此次展览精神力量的内涵。杨立光先生对艺术的真诚是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其作品不论是妇人肖像还是穿皮大衣人的肖像,都在真诚描绘他所感动的地方。罗丹说过,艺术就是一门学会真诚的功课。很多人认为杨先生作品具有中国气派,但是我认为杨先生从来就没有刻意追求油画的中国气派、中国风,他只是用自己学习到、掌握到纯正欧洲油画的表现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杨立光先生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是因为从唐一禾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有东西,对欧洲的大师也有深入研究,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就是一部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从佛教美术的传入到今天学习西方写实绘画和现代派绘画,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神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没有的,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不断发展,运用外来文化来丰富我们自己的精神内涵是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杨立光的作品不仅有艺术内涵,还有艺术语言的表现力,有纯正欧洲油画的血脉传统。俄罗斯、苏联、前苏联甚至西欧的油画都对湖北的油画传统产生了影响,杨先生通过学习、钻研,加上他的个人天赋和领悟力取得了成就。西洋美术史中形容维米尔的画“把物质的光辉赋予了道德含义”,我想这同样适合于杨立光先生的创作。

     最后,我要谈杨立光先生作品的艺术史意义和文化史意义。杨立光先生为我们展现了他那个时代普通人的肖像,这些内心世界真实而又丰富的肖像,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时代,同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对比,能感到沧海桑田的社会变化。因此,杨立光先生肖像作品的艺术史意义和文化史意义绝不低于罗中立的《父亲》。我曾谈到,艺术是传播,没有经过传播的和传播后的艺术其影响是不同的,有些没有经过传播的甚至不能称为艺术。杨先生的这些肖像画作品,是一个时代真实的记录,艺术家真实,其掌握的高超技巧同样真实。

     在文化的传承上,杨先生对尝试、热爱现代派艺术的青年人一直持包容、理解的态度。杨先生任湖北美术家协会主席时正赶上85’美术新潮,出现了一批有个性的艺术家,朝着不同方向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并且后来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这些都和杨立光先生“有容乃大”的办学态度息息相关。杨先生是湖北现代美术传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我们这些人都受到了杨先生的恩惠。作为艺术教育家,他在湖北美术教育事业上功不可没。

     孙振华(深圳雕塑院院长、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各位前辈、各位朋友下午好!我想表达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我们如何总结湖北的美术传统。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又是湖北美术学院校庆90周年,这两件事都是有特别有意义的。辛亥革命100年来,湖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湖北美术界缺乏对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各方面梳理,应该检讨。今天杨立光先生的个展从油画的角度来讲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个案梳理,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湖北美术馆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前因为经常谈及的是延安传统,因而忽略国统区艺术家的工作,如日本进攻武汉时,杨立光先生在武昌艺专高中部学习时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上街宣传、演话剧这样一些可歌可泣的经历都被遮蔽了。其实保卫武汉战是非常值得挖掘的历史,我们不能单纯的视之为一个败战。

     第二,对湖北重要美术人物的研究非常薄弱,网络上基本没有太多的关于杨立光先生的资料资料可查。对此,我建议湖北美院要开展对重要美术人物和美术现象的课题研究,让美术学研究生参与,通过学报发布研究成果,在各个方面进行宣传。

     杨老师作画下笔果断,笔触感很强,完成作品的速度非常快。过去我们常说画如其人,今天我才有了切身感受,通过作品我就能推想到他作画的状态,相较于当下倚仗照片的、即时的、玩票性质的艺术形态,我们在杨老师的作品中,才能真正感觉到艺术的奥秘和生命力。杨立光先生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感染力,他把抗战时期、20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等几个重要阶段的表情形成了一系列的图像系统,留下了非常生动的、耐人寻味的、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解读的“中国表情”,从图像研究角度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以前的研究不够,所以现在很难一下子对他有一个结论,但这一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专(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策展人):我在1986年曾写过一篇唐一禾先生的文章,主要谈到唐一禾先生是怎样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作出选择的。中国近代艺术家面临着两股潮流,一个是古典主义潮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学院派,但学院派太过于狭隘;另外一个是现代派潮流。像唐一禾先生这样的艺术家在当时的潮流中作出的选择,作为唐一禾先生最优秀的学生,在杨立光的身上也体现出来了。如果我有机缘做这个研究,我会把唐一禾先生的研究作为杨立光先生研究的起点。

今天的展览对我来讲感触很深,我在1989年看杨立光先生的展览时,个人的积累和修养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全面看待杨先生的作品。杨先生在中国艺术史里应该有非常高的位置,当然,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的定位或对他的人格进行赞扬,要通过艺术史的方式,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人物。要对杨立光先生进行研究,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课题进行:

第一,杨立光先生个人的意义。在中国艺术史上,真正靠肖像画成为大师的并不多,近代的艺术家大多都是通过主题性绘画树立大师地位的,而在西方像伦勃朗那样仅靠肖像画成为大师的其实也不多。杨立光先生没有画过真正意义上的主题性绘画,这样的艺术家又如何在肖像画的传统中形成自己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今天我主要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谈,肖像画的技法、传统等都是研究的素材。

     画展中的几套风景画也可以作研究,在中国近代风景画史上,早期有一些英国风景画,后来有法国的,之后还有塞尚的,当然这里面有民族化的范畴,像这种绘画在创作的时候隔了二三十年,这些风景画之间有没有联系?能不能找到一个线索来解释中国艺术家是如何消化西方风景画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画家,中国近代风景画的地位就很难判断,这样一个画家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很大的课题。

     很多杨先生的同辈或是学生都谈到他是一位天才型的画家,他的笔触、造型能力、把握表现和再现之间的张力的能力,他在科学性绘画和人文性绘画之间有节制的进行表现这一方面,油画史上是不多的。我觉得他是一位研究型的画家,因为我发现他的很多油画在木板上和在油画布上的处理方法完全不一样,当然我这个结论还需要很多史料来证明。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先天的画家,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完全任性的画家。他接触了很多的传统,包括民国时期的、西方古典油画的和现代派的传统,从趣味上不会接受比较肤浅的现代主义,但是现代主义对古典主义油画技法的突破是否有接受仍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我们谈他的民族气派也好,中国风格也好,但实际上现代派对古典主义的突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唐一禾以及很多中国艺术家身上都有,谈这个问题不能光看负面,可能不一定赞成现代派的观念,但其对古典主义突破的地方实际上也已经融汇到创作里了。所以如何评价这两个传统从他个人的意义上来看都是可以研究的课题。

     第二,杨立光先生在中国油画史上的地位。中国油画史写了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写的是真正的课题型的。我觉得杨立光先生应该有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应该通过研究来取得,杨立光先生艺术史的地位有两个方面:

     1、作为中原地区的代表在地域史上的地位。武昌艺专以后接受了如何在湖北形成一个和当时民国时期的中国艺术潮流有关的、同时又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湖北的传统和京、沪、江浙以及广东、西安的传统之间在地域史上有什么不同的特点。除了早期的唐一禾以外,杨立光就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有了他这样的人物和他的展览,还有受他影响的后人,现在他的很多弟子、学生也有与他不相融的艺术观念,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么敬重杨立光先生?他们和这种传统有什么关系?刚才皮道坚老师谈到杨立光在八五运动中对现代运动的观念和思想,他在当时的环境里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研究区域史中,杨立光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方面。

     2、作为湖北的一个坚实的学术集团成员之一。国画界的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油画界的刘依闻、杨立光,理论界的阮璞、汤麟等,他们都有某种研究性,在专业上达到的高度和同时期其他区域相比甚至更高,这样一个集团是在湖北省形成的,而我们从来没有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放在一个区域研究中作出新的评价,是美院单独的行为亦或是共同的行为?特别是在解放以后,这样一个学术团体和其他区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很紧密,比如我的老师阮璞先生,他与中央美院金维诺先生等诸多学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和油画、国画、理论之间的学术课题等都是可以研究的,作为艺术史的课题将湖北的大家分开来做。将杨立光先生作为第一个个案,这是很高的起点,我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开展下去,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

     郭士俊(湖北美术学院教授、书法家):将杨立光的油画艺术在中国美术史的油画史中落实到有厚度的研究有两个前提:一是这次展览提出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另外就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后,提出的“中国风”的概念。杨院长作为一位行政领导,在教育学生忠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同时,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主张,那个时代谈到艺术就一定是创作,从不把肖像画、风景画作为艺术来对待,今天的展览让我们震撼,除了时代体制赋予的特征之外,杨院长还告诉我们如何将物质的东西通过表现使之具有精神感染力。

我和杨院长有过五年的朝夕相处,他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艺术家,有着强烈的奉献精神,他的艺术谋略、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与人交往的情谊,如果不是这次展览,很多记忆就逐渐淡去了。非常感谢傅中望先生做了这样一个好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证明的机会,展览摆在这里,感情和文献就都存在了。

黄专先生对研究生的课题给予了非常清晰的指导意见,研究生可以从现实的、客观的、技术的、感受美术等的各个角度来丰富杨老的一生,只有这样的研究结果被传播了,杨立光的艺术精神才能被弘扬。

  冲(清华大学教授、艺术家):这次是我几年以来看油画展览最认真的一次,因为它鲜活、动人,哪怕是我这样一个从事新艺术的人,都被深深的感动了。以前我只是从朋友中间接的聆听到杨院长一些精辟的艺术诠释,对先生最大的感触其一是人,其二是学问。杨老先生爱才,教导学生“艺术是一辈子的事”、做艺术创作要“小题大想、小题大作”。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杨先生的作品,从风景里看到的移情、从普通肖像塑造中看到的时代变迁,也深深体会到了先生传输的这种艺术思想,他是湖北美术的基石。

我要感谢杨丹,感谢傅中望所代表的美术馆给了我这样一次听大家讲述杨院长的机会,一个迟到的机会,今天我在这里参加研讨会,但更觉得这是一场迟到的追思会,这应是十年前该做的一次活动。

    我1987年毕业分配到湖北省歌舞剧院,两年后湖北美院要调我回来时,所在单位的团长不愿放人,最后是杨院长出面问题才得以解决,事隔五年,在尚扬老师讲述杨老师对我的关心时,我才了解了整个事件的细节。杨先生有恩于我,我们这一辈离先生太远,除了敬畏,剩下的就是对他高大形象的记忆。2000年,我们和杨丹扶着先生的灵柩上山时,我跟杨丹说,你挑了一个风水宝地,杨丹从包里取出一套完整的画具与先生一起掩埋,我们哽咽无语,感受至深。

        磊(华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我1988年入学,是杨院长最后一个研究生,今天我是怀着对老师的崇敬和怀念来参加研讨会的。

      湖北美院的很多老师,他们的艺术风格、艺术见解、艺术创作主张都各有差异,有些甚至还有很大争议,但是大家对待杨先生的情感却是一致的敬仰与尊重。杨先生的展览作为湖北美院90年校庆的开篇,意义是深远的,湖北美院不管是从办学角度还是日后发展,或者是凝练湖北美院在中国美术教育上的财富和自身面貌,杨立光先生的展览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活动。作为学生、作为出自湖北美院的艺术工作者,我要再次感谢杨院长,感谢湖北美术馆和湖北美术学院。

     方少华(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湖北艺术学院油画专业第一届学生。杨院长、刘主任、肖成章老师、李成荫老师、谢珍珠老师、杨惠民老师等都是我的老师,所以杨院长算是我恩师的恩师。刚才皮老师、黄专老师和各位专家都高度评价了杨院长对艺术教育的贡献,大家也有很多的想法,我觉得要尽快实现。我做学生时看了杨院长画的《鲑鱼》、《红纱巾》,深深的为有这样的老师感到骄傲,但是缘于缺乏宣传,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杨先生,湖北的相关领导、专家学者及美术馆和美术学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杨国辛(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我与杨院长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接触,文化大革命中期时,他画的戴红纱巾的女肖像在我家里曾经悬挂了一年,今天在展厅又一次看到,顿时就有一种亲切感。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杨院长的展览,1989年学院做过一次杨立光先生从艺55年的展览,我和张先生一起布展,当时展出的作品没有今天看到的这么多,这么全面。这次展出了很多20世纪30、40年代先生年轻时的作品,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从作品整体染色的黄调上,就能感到一股温厚的力量,这与质朴与坚实的标题是非常相配的。

因为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杨立光先生的艺术在传播学的意义上被弱化了,今天回头来总结杨先生的作品极其意义,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杨先生这一辈人,如刘依闻先生,还有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吴冠中先生等,他们在中国100年的历史里是经历不寻常的一批人。上世纪初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这一批老艺术家正是用他们的艺术实践和生命投入到艺术教育上,他们真的做到了。这辈人的离去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在今天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遥望老一辈人的背影时,他们的艺术语言和形态也许我们不必追,但是他们在百年的近代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的学识风范是我们应当不断追随和研究的。

     李邦耀(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今天的展览提供了一次让我们表述心情的机会,我有幸在学生时代受过杨先生的谆谆教诲,一直到我留校任教之后,杨先生的教诲仍然历历在目。我从事教学将近30年,在这30年当中,在座的以及一些没有到场的我的前辈老师,不论是他们的创作态度、治学态度,还是他们做人的精神都对我影响至深。

     在今天传媒发达的时代,杨先生的成就并不为太多人熟知,这与杨先生淡薄名利的为人有关,在今天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年代,这是值得我们深省的。今天在展厅里看到他的作品,我为质朴这两个字重新定义,其关键是崇敬,只有从内心对艺术怀着崇敬之情才能做到艺术品的质朴。

     冀少峰(湖北美术馆艺术总监):我作为一个晚辈是没有资格来谈论杨立光先生的,因此我今天首先是来学习的。我感到湖北有尊师的风气以及敬老的习俗,在展厅里到处都洋溢着尊师重教的气氛,这在世风日下的情景下让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净化。只有在一个有文化、有品位的地方才有这样的风气。

      刚才黄专先生提出要研究几位大家,我非常幸运的走进了两大家的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在广州华南师大由皮道坚先生和黄专先生组织的阮璞先生的纪念文集学术研讨,今天又参加了杨立光先生的学术研讨。作为湖北美术馆由原来的湖北省艺术馆正式更名之后的首个重要展览,且是湖北美术学院建校九十周年推出的一个带有经典回顾性的展览,无论是对湖北美院还是湖北美术馆此次展览都意义非凡。杨先生最重要的成果是他作为一个美术教育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卓有声望的学生,他就像一个宣传器、一个发动机,其中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我也要回应孙振华先生说的我们要好好反思并梳理湖北美术发展的历史。其实我们不自觉中已经在做了,湖北美术馆已经在这方面走了一步,比如今天杨立光先生的展览,这些都是在书写、研究历史。比如前一阶段举办的湖北雕塑、水彩、版画的回顾与展望系列展,以及接下来的国画、油画和二十世纪湖北美术文献展等,都是湖北美术馆带有原创性和自主性的展览,这在全国美术馆系统中都是具有前瞻性和研究性的。

      在布展过程中,傅中望馆长在展厅里从灯光的调试、展板的设计、到投影距离的大小、前沿摆放的位置等整个过程都是亲历亲为,他是我认识的馆长里最尽职的一个,因为有了他,我们有了一个聚会的场所,有了一个研究的机会。湖北有一个这么好的美术馆,同时还有这么重要的美术学院,两者间应进行有效的合作,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区域美术发展当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广美往前走了一步,他们去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杨之光的展览,今年又趁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在橘子洲做了一座毛泽东巨像,其实这都不是简单的事件,体现了在商业发达的广州如何抓住文化话语权的问题,他们要推出自己的文化名人。从这一点上讲,可能因为湖北的名人出得太多也就司空见惯了,但我觉得这个展览可以到中国美术馆或者上海美术馆进行巡展,尤其是借湖北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艺术馆更名之际的意义加在一起,既是回顾系列展的延续,同时又丰富了艺术史,也让外界认识了湖北艺术和艺术家的重要性。

      感谢杨丹先生向湖北美术馆捐赠了两件作品,丰富了湖北美术馆的收藏,同时也对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老师们表示感谢!

       丰(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我印象中只要上课时,就会看到杨院长、刘主任两人一前一后的走进来,我们一般都会很紧张,静静站在一边听他们讲有关教学的话题,直到他们离开之后才又慢慢的活跃起来。其实那时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交流,只是有一种精神上对老前辈、老专家、老领导的一种敬畏感。有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86年在武汉大学举办了湖北省首个85新潮的群体展,我提前去请的杨院长和刘主任参加开幕式,那只是个四人联展,也没有很正式的开幕式,但他们那天还是准时来了,而且很认真的看了每一幅作品。那时所谓的新潮展不是所有人都看好的,杨院长还是当时的美协主席,刚才有前辈谈到杨院长对85新潮的态度问题,我想,杨院长出席我们的展览就表明了一种态度。

       银小宾(湖北美术学院学报主编):我来湖北的时间不长,非常有幸参加了一系列湖北老一辈艺术家的展览和研讨会,湖北美术馆前之前办的三老的展览以及今天做杨立光先生的展览都让我很震撼。

     湖北的美术力量这么雄厚,梳理湖北美术的历史,包括国画、油画、雕塑、批评等等,放在同一个时期,其高度不亚于文化大省,但是推介力度和宣传工作的缺失却很滞后,这种现象就导致了湖北艺术史的书写以及在全国影响力的减弱,也对后来我们推进和传承老前辈的工作带来了阻碍。湖北美术馆切实、认真的对湖北老一辈艺术家以及各个画种进行梳理,目的是为了推进,做了梳理的基础功课后,如何让做出来的成果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同时也得到官方的重视,是湖北发展建设的后续课题。

     杨立光先生的艺品、人品、作为教育家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对湖北美术的推动,在座的各位都谈得很多,在这个年代,铸就这样一位有影响的艺术家和教育家是湖北省的财富,但如何借助这股力量推动湖北的文化建设,确实值得我们晚辈思考并为之努力。

       丹(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杨立光先生1978年任职院长,他和刘依闻先生在改革开放后连续招生,全身心的投入到湖北艺术学院的组建以及学生的培养工作中,经常在不大且很破旧的校园里走动的身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杨先生和刘先生主事油画教学,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看过一些杨立光先生的原作,都如获至宝般的品读和了解。杨院长能从一个正直的角度对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他的人格魅力和风骨是我们学生都很敬佩的。

      胡朝阳(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首先感谢湖北美术馆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这样好的机会,感谢杨丹教授提供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这些人为了这次活动聚集在一起,共同回忆恩师杨立光院长的艺术作品,重温他的创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作为油画系的一员,我是香火的传递人,我们肩负着研究梳理油画教学文脉的责任。湖北美术学院的油画延续了唐一禾先生带来的西方传统,我们称之为西方新古典主义,理想与浪漫的现实主义乃至西方集大成的的油画教学观念,通过第二代杨立光院长,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前辈的经营,才有了我们油画系的今天。由于唐一禾先生所带来的西方油画精神,通过第二代的艺术家杨立光院长以及刘依闻先生和三代、四代的传承,我们才有了深厚的文脉。

      杨院长的肖像画形神兼备,入木三分;用笔干脆洗练、落落大方,潇洒而不失严谨,不见一点雕琢;他用魔术般的笔形、笔力、笔势,使作品灵巧生动且色彩丰盈透明,表现出不火不躁的稳实与魅力,这是我所见到在中国油画史上不仅能将光、边缘、空间与色彩有机融合,又使形式与精神完美统一的卓越艺术家之一。

     再一次感谢杨丹教授无私捐赠的气度,令我敬佩与赞赏,正是由于这样的举动,才使得我们后来人和学生有了更多的学习和观摩杨立光先生的艺术作品的机会。

      周益民(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杨立光先生代表了武昌艺专的学术成果和教学理念,因此武昌艺专的学术思想是通过杨立光先生完成了血脉传承。   

今天杨先生的作品给了我们相当大的震撼,他对于油画语言的把握和表达毫不逊色于西方油画家和荷兰小画派。杨先生虽没有出过国,但是他在油画艺术形式的追求和表达上,不受国界限制,能够把这个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表达得如此纯正、如此淋漓尽致,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艺术史学和美术理论的研究当中,也要防止生硬的贴标签的办法。

       水天中:今天的讨论会和上午的展览一样成功,我们所谈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并且有一定的深度,主要原因是我们今天话语的主题与对象本身就是有深度的,涉及到杨立光先生经过了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转折的关键性的历史年代,牵扯到很多的话题。

最近我连续主持了两个讨论会,一个是吴冠中先生,另一个是杨立光先生的。这两个人都是抗日战争后期开始进入艺术圈,经历了风风雨雨、盼来了改革开放之后晚到的自由环境。两个人的风格不同,所作的贡献和走的路也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具有历史厚度的人物。今天各位的谈话让我深刻感受到杨立光先生作为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以及中国艺术教育守望者的身份,把自己诸多的创造机会与空间让给后来成长的艺术家的宽广胸襟,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傅中望(湖北美术馆馆长):刚才各位从不同角度、不同经历对杨先生的艺术人生、艺术成就,以及他对湖北美术教育的贡献等方面谈了许多,这赋予了湖北美术馆举办这次展览更深层的意义。湖北近现代美术发展历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是武昌艺专的创立与发展,我们这几年办过的一些展览、以及将要办的展览,很大一部分与湖北的美术教育有关。

      刚才很多老师谈到,湖北很多艺术家的成就都非常高,但是没有得到更好的宣传,这和湖北六十年来没有专业的美术馆来推动、传播是有直接关系的;还有一些艺术家流向了外省,这也和湖北没有搭建一个专业的艺术交流的平台有关。湖北美术馆开馆三年以来,非常重视涉及美术发展历史的展览,因为作为一个新建的美术馆,首先是要弄清楚本地域的历史。目前,我们正在着手梳理湖北近百年来美术发展的历史,并将各个画种进行整体的梳理,同时进行艺术家个案、相关专题的研究和展示,这项工作涉及多方面的研究和很多具体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也异常艰巨,但这是我们这一任馆长与这个团队需要努力做的事。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发言,感谢学术主持水天中先生,这样的研讨会我们今后还会继续进行。作为一个公共的文化平台,我们还要尽力提升公众对美术事业的关注度,今天研讨会的所有发言在记录、整理之后,将在我馆馆刊、网站上进行全面传播,以期通过这个系统,让除艺术家以外的更多观众知道湖北的美术家和美术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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